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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周建国。这名字是我爹起的，他是1950年生人，那一年共和国刚成立一周年，我爷爷觉得该纪念一下，就给我爹取了这个名。后来我爹把这个传统延续到了我身上——我是1970年生的，正好国庆节那天，于是我也叫了建国。村里人有时候叫我建国，有时候叫我老周，更多时候叫我“棒槌”。

　　伟东后来又来了几次。每次来都带着林老板。他们在村里转悠，看地形，跟老支书聊天，有时候站在田埂上指指点点，像在规划什么大工程。

　　这话说得很随意，但我注意到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不是在看菜，是在看秀兰。秀兰那天穿了一件藏蓝色的毛衣，袖子撸到肘部，手腕上没有首饰，只有一道浅浅的疤——据说是她在里面割过一次。她的头发用一根皮筋扎着，几缕碎发垂在脸侧。她没化妆，但她的脸在那个瞬间，有一种我说不出的东西。不是漂亮，是——亮。像一盏灯突然被人拧亮了。

　　八个月。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够我把这辈子的事想一遍了。看守所的房间很小，六个人挤在一间，上下铺。我睡下铺，靠墙。墙是灰色的，刷了一层漆，漆面起皮了，一块一块地翘起来，像干裂的嘴唇。

　　每天的生活是固定的。六点起床，七点吃饭，上午学习，下午放风，晚上看电视，九点熄灯。电视只有一个频道，信号不好，画面雪花花的，像下了一场雪。

　　我想她第一次来我家的样子——灰蓝色的旧棉袄，黑色塑料袋，站在风里的样子。我想她吃面时的样子——一口一口，很慢，像在数每一根面条。我想她半夜惊醒的样子——身体绷直，手指乱抓，抓到什么攥什么。我想她笑着说“红薯烤糊了”的样子——不对，那不是我故事里的。那是另一个故事。我的故事里没有红薯。我的故事里只有面条、项链和数字。

　　我想她给我看那条项链的样子。背面是漆黑的镜子，什么也看不见，却有光；正面是白色的镜子，一个光着身子的女子跪着，长长的手臂攀住镜子，她的头颅不见了。

　　我突然明白了秀兰。她不是中文学的毒太深，她是把这个世界看得太透。她把所有的幻想都踩碎了，铺成了一条通往现实的路。而我，只是她路上的一块垫脚石。

　　她说过一句话，我到现在才懂。她说：“因为我是一个人，我很孤立，我更像一只很不快乐的虫子在各个城市的墙壁里钻来钻去。若一个人长期和自己待在一起，她的味道就容易是酸的，还有些坏了。”

　　她知道自己会坏掉。所以她不想跟自己待在一起了。她要走出去。走到人群里，走到欲望里，走到钱里。她要把自己填满，用钱、用权力、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她不要做虫子了。她要做一把刀。

　　而刀是需要磨刀石的。我就是那块磨刀石。她在我身上磨了五年，磨利了，磨亮了，然后把我扔了。

　　说起来也简单。检察院查了八个月，查来查去，查到我头上就断了。所有的证据都指向秀兰和林老板，但他们两个一个跑了，一个在境外。证据链断了。我这块——怎么说呢——我这块“磨刀石”，成了唯一能抓的人。

　　但我的律师——法律援助的，免费的——他帮我争取到了一个结果：证据不足，取保候审。

　　取保候审的意思是，你先出去，但随时等候传唤。案子没有撤，也没有判。悬着。

　　我走出看守所的那天，是2008年夏天。六月。天很热，阳光白晃晃的，照得人睁不开眼。

　　我站在看守所门口，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我的衣物——两件旧衬衫、一条秋裤、一双布鞋。布鞋是我进去时穿的，鞋面已经裂了，像张着一张嘴。

　　我沿着公路走。公路很长，直的，一直通到天边。两边是庄稼地，玉米秆子高高的，叶子在风里哗哗响。太阳晒在后脑勺上，烫的。

　　我走了两个多小时，走到了镇上。镇上变了一点，多了一家手机店，少了一个修车铺。我路过伟东的公司——那幢四层小楼还在，但门上贴了封条，旗杆上的旗子没了，光秃秃的。

　　我走过榆树的时候，停了一下。五年前，秀兰就站在这棵树底下。灰蓝色的旧棉袄，黑色塑料袋，站在风里。

　　村子里什么都没变。土坯房还是土坯房，小卖部还是小卖部，修车摊——我的修车摊——还在。但摊子上长了草，扳手生了锈，打气筒的管子裂了。

　　我走过去，蹲下来，把草拔了。草根很深，拔的时候带出了一些土。土是干的，散的，像沙子。

　　我握着扳手，坐在马扎上。马扎还在。就是我以前坐的那个，腿上缠着铁丝，松了一边，坐上去会歪。

　　我坐在歪了的马扎上，看着空荡荡的村口。太阳开始往下走了，影子从身后拉过来，长长的，歪歪扭扭的。

　　案子悬着，没有判，也没有撤。每隔几个月，派出所会打电话来，让我去签个到。签完了就走，什么也不说。

　　我重新支起了修车摊。生意不好，现在骑自行车的人少了，都骑电动车了。我不会修电动车。有时候一天也来不了一个客人。我就坐在马扎上，抽烟，看天。

　　村里人见了我，有的绕着走，有的点个头，有的说一句“回来了？”我说“回来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老王来过一次。他拎了两瓶酒，坐在我的马扎旁边，跟我喝。他不看我，看着路。他说：“建国，我说过的话你还记得不？”

　　他喝了一口酒，抹了抹嘴，站起来走了。走了两步，回头说：“以后有什么事，找我。”

　　他走了以后，我把剩下的酒喝完了。酒是劣质的，辣嗓子。但喝下去以后，胃里暖暖的，像有一团火。

　　不是哭。我没有哭。我只是觉得空。像被人掏空了。胸腔里什么都没有了，连心跳都感觉不到。

　　有一天晚上，我在那个空房子里——就是我爹留下的那三间土坯房——收拾东西。

　　我把秀兰留下的东西都找了出来。一件旧棉袄，灰蓝色的，是她刚来时穿的。一双布鞋，黑面的，底子磨薄了。一个记账本，封面是红色的，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钢笔字，她的笔迹，工整，一笔一划。

　　铁珠子穿成的，漆黑漆黑的。坠子是一面镜子。背面是黑的，正面是白的。白的那面，一个光着身子的女子跪着，长长的手臂攀住镜子，头颅不见了。

　　我把它放回了盒子里。盒子是纸的，鞋盒大小，我爹以前装鞋的。我把盒子放在柜子最上面，推到了墙角。

　　我还在修自行车。有时候也修修电动车，自己摸索着学的。换电池、修控制器、换刹车线，慢慢也都会了。挣不了大钱，但能糊口。

　　我学会了做饭。不是秀兰那种有模有样的，就是简单的——煮面、炒饭、炖菜。我的手艺不好，盐总是放多。但自己做的饭，咸也吃。

　　我学会了抽烟。一天一包，有时候两包。医生说我肺不好，让我戒。我说戒。戒了三天，又抽了。

　　我学会了不说话。以前我还跟村里人聊几句，现在不怎么说了。不是不想说，是没什么好说的。该说的都说了，说了也没用。不如不说。

　　我妈的坟在村后的坡上。我爹的坟在她旁边。两座坟，并排的，像两个睡着的人。我每个月去一次，拔草、烧纸、坐一会儿。

　　“我知道我是。可我没办法。我就是那种人。别人说什么我信什么。秀兰说合法的，我就信合法的。她说签个字就行，我就签了。”

　　我摸了摸脖子上的钥匙——那把开柜子的钥匙，柜子里有存折，存折里还有一点钱。不是秀兰给的那些，那些都被冻结了。是我修车挣的，一点一点攒的。

　　“她骗了我。但她也给了我五年。那五年里，我过了以前没过的日子。虽然那日子是假的，可当时我不知道。不知道就是真的。”

　　风又吹了。这次不是从坡下吹来的，是从坡上吹来的。从远处吹来的。带着一股子草的味道，干的，暖的。

　　有时候夜里，我会梦到秀兰。不是梦到她后来的样子——套装、高跟鞋、玉镯子。是梦到她最早的样子——灰蓝色的旧棉袄，黑色塑料袋，站在榆树底下。

　　梦里的她不说话。就站在那里。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又放下。她的眼睛是黑的，深的，像一口井。

　　醒来以后，屋里很黑。窗外有月光，白惨惨的，照在墙上。我盯着天花板，听自己的呼吸。呼吸很轻，像风穿过纸窗的声音。

　　我要写一个关于我和秀兰的故事。三十年来，我们一直声息相闻，狼狈为奸。但我现在才明白，从头到尾，狼狈的只有我一个。她一直是清醒的，清醒得像一把刀，而我，只是那块被切开的肉。

　　我摸了摸自己胸口上的疤。不是真疤，是心里的。那块疤很大，从胸口一直延伸到肚子。凹凸不平的，像一条干了的河床。

　　我把笔放下。纸上的字歪歪扭扭的，像一排站不稳的士兵。我写的字不好看，我爹说我的字跟狗爬似的。但狗爬也是字。字就是记号。记号留下来了，东西就跑不掉了。

　　门外是秋天。天很高，很蓝，蓝得像一块洗过的布。远处的山是灰的，近处的树是黄的。风从田野那边吹过来，带着一股子收获的味道，干的，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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