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5-06-28 07:10:22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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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有着绵延上千年的营造史,本身就是一部立体的“世界艺术交流史”。其艺术风格清晰地呈现出时代变迁与多元影响:北魏健硕雄浑,深受健陀罗艺术影响;隋唐雍容华贵,在吸收西域元素的同时将中原绘画的线描技艺推向巅峰;西夏和元代朴拙厚重,融入了藏传佛教的艺术特色。著名的敦煌“飞天”的原型可追溯至印度佛教中的香音神乾闼婆和天乐神紧那罗,在敦煌画师的笔下凭借飘逸的丝带和灵动的姿态化为充满中原意趣的凌空飞仙。还有第285窟的“五百强盗成佛图”,正是跨文化叙事的典范。
藏经洞文献的问世,具有划时代的全球性学术价值和意义。现藏大英图书馆的唐咸通九年(868年)雕版印刷《金刚经》,是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完整雕版印刷书籍,标志着人类信息传播方式的重大变革;记载了唐代沙州(今敦煌)的行政区划、山川水系、驿站烽燧、学校寺庙等情况的《沙州都督府图经》,是研究唐代边疆地理、军事防御与行政管理的重要史料,是古代边疆社会治理具象化的历史微观留影;还有大量双语或多语对照等多语种文献并存的语言学宝库,以及道教经典、摩尼教赞美诗、景教文献等,共同构成了藏经洞文献的百川入海。
20世纪40年代起,以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留校的常书鸿先生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敦煌学人,怀抱赤子之心,毅然放弃优渥环境奔赴荒凉大漠,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常先生被誉为“敦煌守护神”,其精神感召了无数后继者。段文杰先生穷尽数十年心血,以精湛的技艺临摹了大量壁画,不仅保存了因自然侵蚀而模糊或消失的艺术信息,更让敦煌艺术走出洞窟,为世人所知。樊锦诗先生扎根敦煌六十载,主持“敦煌石窟文物数字化保护工程”,推动创建“数字敦煌”资源库,促进敦煌文物保护事业从经验型走向科学化,实现了石窟艺术的永久保存、永续利用和全球共享。
如今,敦煌学已发展成为一个由中国学者主导、全球学者共同参与、共建共享的国际性学术领域。一方面,敦煌研究院、北京大学等国内相关机构汇聚顶尖研究力量,在石窟考古分期、文献整理校录、历史社会研究、艺术史论、文物保护科技等方面取得系统性、引领性成果;另一方面,国际合作项目多方展开。比如中日英法等多国参与的“国际敦煌项目”(IDP),致力于相关文物的数字化、修复与研究,使流散文献得以在数字空间“重聚”,促进了资源共享与学术合作。再比如,敦煌研究院与法国吉美博物馆、英国国家图书馆、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等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在壁画与彩塑材料分析、病害机理研究、数字化技术应用、人才培养等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敦煌学发展历程本身,就是费孝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文化交流理念的实践。它展现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为了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与知识追求,携手合作的图景。敦煌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与精神内核,早已跨越时空,成为中华文明贡献给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这条文明纽带将继续连接古今、沟通中外,发挥历史价值,彰显世界意义。(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