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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启蒙？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摆脱不成熟状态的手段即是要敢于认识,亦即在一切事情上都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从后发国家接受现代化启蒙的角度，中国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只是“照葫芦画瓢”，老老实实做小学生，缺乏主体性和批判思维。第二阶段则有了自觉意识、自主意识，能够运用自身的理性，“敢于认识 (Sapere aude)”，敢于批判。主体性的觉醒，是启蒙的关键所在。只有进入到第二阶段，才算得上是康德意义上的启蒙。

　　首先看“金融原罪论”。第一条罪状是“虚”。在一些人的印象中，金融是“以钱生钱”的游戏，不创造价值，是寄生的、腐朽的，是封建制的再生（唯一的不同是金融家取代地主获得了统治地位）。第二条罪状是“乱”。金融危机频发及其造成的破坏使得金融往往被诟病为“不负责任的体系”。法国前总统萨科齐认为，金融体系本质上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体系，也是不道德的。在此体系之下，遵循市场规律这一逻辑成为掩盖一切错误的借口。英国前首相布朗提出，摆在我们眼前的现实就是金融体系偏离了本质，而且它也无法回归本真了。当务之急是采取必要的措施应对危机带来的灾害。我们生活中有不少著名的有关金融的负面形象，比如威尼斯商人、华尔街之狼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如何论金融的？马克思指出，金融资本放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劳动与资本对立和生产无政府状态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主要矛盾，而金融资本则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了这两方面的矛盾。列宁突出强调了金融资本的支配地位，指出金融资本的实质就是金融寡头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全面控制，进而揭示了金融资本的垄断性、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并非没有认识到金融的积极作用，但显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中央高度肯定金融在助力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中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金融系统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央对于金融助力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也有着要求和期许：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体制，优化金融服务，防范化解风险，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

　　在传统认知上，实体经济是根本，金融是追随或附庸。上世纪50年代罗宾逊夫人就提出：企业引领，金融跟随 (Where enterprise leads, finance follows)。但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习指出：“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而金融强国的提出，更加凸显了金融的主动性和引领性（所谓“金融适度先行”）。

　　美国科技之强大，鲜有人首先会联想到其发达的金融体系。一段时期以来，对于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产业空心化”的批评不绝于耳，认为其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已日薄西山，仿佛最终只会剩下金融，“帝国的黄昏”正在逼近（此类批评相当程度上是来自于西方学者的自我反思）。但真实的故事并非如此。金融的繁荣发展并没有掏空美国——尽管负面效应不可否认——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并支撑了美国的科技优势。美国科技强大（包括国力的强大）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厘清这些事实，有助于我们扫除观念上的迷雾与偏见，更为理直气壮地推进金融强国建设。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金融经历了“瘦身运动”，时任财长盖特纳积极推动《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出台和实施，加强金融监管。盖特纳在2011年指出：“我无意……试图弱化金融体系作为改革试验在我们的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是在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上运作……就像微软等公司一样。我们希望美国企业能够从中获益……如今，风险已经改变了金融企业的面貌，但你可以通过监管克服这一点”。盖特纳理解加强监管的重要性，但也警示不要因此而损害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和全球竞争力。这体现了美国精英阶层对“通过更强监管而非主动缩减金融业规模”的偏好，不愿“自毁长城”；更是认识到金融之于美国的重要性。

　　熊彼特认为，信贷的本质并非资金转移，而是创造新的购买力，使企业家能够在尚未拥有资源之前推动创新与生产，从而打破经济的静态均衡，实现经济发展。企业家精神离不开金融的支持，这一点在很多研究熊彼特创新思想以及“熊彼特式增长”的文献中都是关注不够的。而凯恩斯最重大的革新（在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看来）是重新定义了经济现实。凯恩斯眼中的经济现实是符号（symbols），即货币和信用，而不是物质世界的现实与“事物”（things）即商品、服务和劳动。凯恩斯则是假设货币和信用为执行全部经济控制的第一人。

　　“金融炼金术”最鲜明的体现，是国家信用在推动一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国家信用是现代化融资的“底层担保”和“定价锚”（最典型的莫过于英国的公债制度与英格兰银行的创立）。它通过影响资金可得性、资金成本、期限结构与工具创新，决定一个国家能否、以及如何以可持续的方式为现代化提供资金支持。国家信用还是应对波动与危机的最宝。所谓“信心比黄金重要”，这个信心即由国家信用而来——无论是最后贷款人还是最后做市商，无论是政府债务扩张还是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最终都是依赖国家信用。（当前的困境尤其需要国家信用这个法宝）。现代货币理论（MMT），恰恰充分理解了国家信用的本质及其功能。

　　金融“无中生有”中的“无”，并不是空无，而是肉眼不可见的“政府信用—社会信任网络”。中央银行的法偿地位、财政的税基与偿付能力、契约的法律效力等，共同构成了信用基石。银行“贷款创造存款”、政府“发行债券—货币”的能力都建立在信任之上；没有可信的预算约束与透明制度，没有相应的问责与法治，“金融炼金术”只会导致通胀与危机。金融的本质在信用，信用的保障在制度。这也是金融能够“无中生有”进而成为“炼金术”的基本逻辑。

　　就美国而言，体现了其对风险的“善意忽视”。在金融领域，美国以创新活力和效率为先，接受更高的事前风险敞口，并依赖强力的事后稳定器——依托成熟的最后贷款人体系（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财政部）以及美元主导的全球金融架构，容忍更激进的创新和更高的杠杆风险，并在危机时以外溢方式分摊成本。在科技领域，美国更强调“许可豁免/轻触式监管”与“事后补救”，最大化创新速率与扩散速度（如马斯克的“快速失败法”），但对于高风险技术如药监、核能等，也有高度前置监管。美国“先创新，后治理”模式，鲜明体现了其对风险的“善意忽视”。

　　因此，于金融监管部门而言，应充分把握科技金融的发展规律，提高监管的包容性（如平台经济、数字金融、人工智能等领域）。此外，由于创新往往会经历失败，我们还需要在宽容失败、建立容错机制方面下功夫。民企在容错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国企（国资）就困难一些（国资的年度考核与科创长周期不匹配；国资激励机制与科创要求的“冒险”不匹配）。从基层探索来看，这方面在发生积极的变化：一是采用“长周期”、“算总账”的考核办法；二是合理设置风险容忍度。三是细化“三个区分开来”标准（本质上是公与私之分），真正落实尽职免责。

　　从金融机构来看，虽然在1930年代大萧条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投行都被认为是害群之马，但不可否认的是，投行在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都发挥着重大作用。中央提出要“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这表明，尽管中国的金融发展与西方模式有本质区别，但也要借鉴西方在金融发展过程中积累的有益经验。“六大体系”包括金融调控、金融监管、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服务、金融基础设施，与“六个强大”是紧密相连（参见图2）。

　　中国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软肋”，就在于风险识别能力不足、风险定价与风险配置功能障碍。一方面与金融体系发展有关，如资本市场发展滞后、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不够，导致金融体系风险识别与定价能力不足；银行为主导，导致金融供给主体风险偏好低。另一方面也与金融资源的风险定价与合理配置受到政府的干预有关（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包括风险配置是后发赶超经济体的典型特征，如信贷配给、隐性担保、刚性兑付、政府兜底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风险定价扭曲和金融（信贷）资源误配置。

　　马斯克的信条是，失败得越快，成功得越早（fail fast, learn fast）。他说，如果没有经历失败，那说明你创新得还不够。马斯克的哲学很简单：失败是数据（data），不是戏剧（drama）。大家或许有印象，SpaceX研发火箭会频繁开展上天试验，很多时候火箭刚升空没多久就掉了下来，失败案例我们看过不少。但有意思的是，每当试验失败，镜头给到马斯克和他团队时，实验室里的人竟然也在欢呼。难道他们是傻子吗？其实答案很简单：他们对失败早有预期。每一次失败，都是为了搞清楚“在什么情况下会失败”“飞了多远后失败”，通过失败了解到材料、零部件以及工程设计的极限在哪里，从而获取新的数据，为下一轮尝试铺路。这里可以举一些例子。马斯克的火箭出问题后，按常规程序，修复周期往往需要五周，但最后在马斯克的坚持下只用5天就完成，而且最后结果竟然是成功了。马斯克式“快速试错”（build-fly-fail-fix）之所以能在SpaceX、Tesla等多线开花，既源于其工程与组织方法论，也深度嵌入美国的制度土壤：资本市场对高波动的容忍、政府“以买代补”的里程碑采购、轻触式且可迭代的监管、强力的事后稳定与纠偏机制等。

　　在Acemoglu等人看来（Acemoglu, Robinson and Verdier, 2012，Can’t We All Be More Like Scandinavians?）科技创新有两种模式——残酷竞争模式（Cutthroat Capitalism）和温情模式（Cuddly Capitalism）。前者主张直接通过金钱激励创新，是追求创新（专利数量）最大化的强激励模式（美国模式）；后者强调机会开放，是既注重创新又关注社会福利的弱激励模式（北欧模式）。强激励制度确保美国处于世界创新最前沿，但加剧了不平等；而其他国家受益于美国的强激励模式（基于知识外溢），从而有条件实施采取温情的创新激励机制。

　　斯蒂格利茨不完全同意Acemoglu的看法，他认为即使承认美国是领导者，而斯堪的纳维亚是追随者，也有理论依据认为北欧模式实际上可能对创新更有利，如果美国采用一些北欧制度，创新将会增加，社会福利也会因此得到更大改善。（Stiglitz，2015，Leaders and followers: Perspectives on the Nordic model and the economics of innovation）。不过北欧模式看似很好，但中国恐怕做不到。因为无论是Acemoglu还是斯蒂格利茨，都有一个重要假设，即美国的知识外溢。但今天看，中美之间的竞争以及美国对于中国的所谓“技术脱钩”，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获得知识外溢，因此也不可能学习北欧的“温情模式”。相反，我们可能只有选择“残酷模式”，“掐尖模式”。

　　加密资产崛起正成为现象级事件并标志着全球金融发展格局的“时代之变”。截至2025年10月16日，加密资产总市值约3.85万亿美元；根据路透社，截至2025年9月，各国央行的黄金储备价值约为4.5万亿美元。由此，加密资产市值已达到全球官方黄金储备总市值的84%左右。另据大西洋理事会统计，截至2025年5月，在其跟踪的75个经济体中，有45个将加密资产完全合法化。其中，欧盟已将加密资产完全合法化；G20中，有12个国家或地区（占全球GDP的57%以上）认定加密资产合法，余下8个经济体中，除中国与沙特对其全面禁止外，其余6国（阿根廷、印尼、韩国、墨西哥、俄罗斯和土耳其）则采取部分禁止态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认为，稳定币连接了传统金融体系和加密生态系统。它们承诺相对于法定货币具有稳定的价值，主要通过持有美国国债等流动资产，并在区块链上运作。它们与货币市场基金和“狭义银行”（也称为 100% 准备金银行）有一些共同特征。几乎所有稳定币都与美元挂钩，但大多数交易发生在美国境外。稳定币往往被用作加密资产的入口和出口，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可能是投机性投资的工具。但越来越多的，它们也是一种跨境支付工具。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5 年 7 月对外部门报告第2章所示，Tether 和USDC持有的美国国债总数已经超过了沙特阿拉伯。因此，通过增加对美国国债和美国对外安全负债存量的需求，美元稳定币可以加强美国的“世界银行家”资产负债表，并有助于稳定美国财政和外部赤字。这些稳定币可以构成一个数字支柱，加强美元的过度特权。

　　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世界银行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2025 年年会上指出：区块链技术并不总是意味着处理加密货币。IMF旨在帮助各国考虑更广泛的代币化的可能性，以便未来货币和资产可存在于同一个区块链上。正在进行的法定货币数字化和加密货币是正在重塑全球金融的数字元素，而比特币是其中最突出的资产。格奥尔基耶娃进一步强调，加密货币浪潮挡不住。法定货币正在向数字化转变。……你可尝试让你的国家与这种变化隔绝开来，祝你好运吧。所以我是在告诉我的成员国，要去理解它，然后再自己决定在这个新世界中要如何行动。但不要对现实视而不见。

　　在这样的“时代之变”中，美国不只是顺应，而是要主导，并利用它悄悄开辟了货币竞争的新战场。比如，以人工智能（AI）和区块链技术（或称分布式账本技术）为底层支撑，以美元稳定币为数字时代的全球支付工具，以比特币等加密资产战略储备为价值锚点构建数字时代的美元体系。《GENIUS法案》要求美元稳定币的储备资产必须投资于现金和短期美国国债，这将进一步固化美元稳定币与美元挂钩、其他加密资产与美元稳定币“挂钩”的模式，其背后逻辑类似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反映出美国旨在构建数字时代新“布雷顿森林体系”。

　　美国还利用加密资产引领技术标准制定权，推动构建美国下一代金融基础设施。众议院通过的《21世纪金融创新与技术法案》（简称《FIT21法案》）中指出，“美国必须支持加密资产及相关技术在美国国内的研发，防止该产业外流”。米尔肯研究所金融科技总监Nicole Valentine表示：“《FIT21法案》是建立我们下一代金融基础设施的可喜一步”。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弗伦奇·希尔表示：“适当监管的稳定币可以使美国的支付基础设施现代化”。

　　中国是最先对数字（加密）资产进行强制监管的国家。2013年12月人民银行等五部门发布《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2017年9月人民银行等七部门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2021年9月人民银行等十部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从政策态度来看，一是比特币、以太币、泰达币等加密资产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二是加密资产相关业务属非法金融活动；三是境外加密资产交易所通过互联网向我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属非法金融活动；四是并未对境内居民持有加密资产行为加以界定，只提出“参与加密资产投资交易活动存在法律风险”。

　　20年前难以想象区块链与加密算法的结合会催生出比特币，今天更难以预判，加密资产与人工智能的结合会在“数智”时代演化出哪些颠覆性创新。虽然这一过程中可能会引发一定的泡沫（如比特币价格暴涨），但也正是这些泡沫为技术革命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必要的商业激励，这从历次的产业革命中都能得到印证。面对加密资产迅速崛起这一金融领域的时代之变，我们要加快调整监管思路——既要密切关注拥抱加密生态（包括稳定币）可能带来的各方面冲击，也要预留传统金融体系与加密生态系统（及链上世界on-chain world）的接口，审慎发展数字资产，把握好数字金融发展的下半场，努力赢得金融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