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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案与惠州市有关联的地方在于，被害单位华星公司的母公司TCL集团在惠州市仲恺区，TCL集团作为本案的报案人，TCL集团在惠州市发现网络平台有涉案技术文件泄露。但是，我们进一步分析二审文书，并未发现被告人王青在网络平台发布涉案技术文件的行为。也就是说，报案人TCL集团并不是秘点权利人，其发现的“犯罪行为”也不是本案处理的犯罪行为，与本案无关。当然，需要注意的，刑事案件中，发现犯罪行为后任何主体均可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不限于受害人本人才有权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后认为符合立案条件后均应予以立案。

　　4.或许正因如此，本案中，惠州市公安局才将惠州市作为被害单位发现犯罪行为的地点，并将被害单位发现犯罪行为的地点理解为犯罪结果发生地，并进一步以此为由争取了管辖权，获得刑事管辖的表面合理性。在法律技术方面，本案的管辖确定规则或许并不具有借鉴意义，司法实践中也很少有司法裁判观点认为犯罪行为发现地可以作为犯罪结果发生地。但是从实际操作角度而言，本案中TCL集团的做法体现了最大程度争取对己有利的管辖的现实意义，毕竟对被害单位而言，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公安机关管辖、将刑事案件放在本地处理，是商业秘密案件的重头戏之一，也是兵家常争的重要战略要地。